文 / 杨猛

（在深圳、苏州、西安、北京等地从事过摄影、五金加工、社工工作，外出打工9年，目前在珠海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做配料工）

本文作者杨猛近照

临晨四点左右，母亲便起床，从鸡窝里挑来几个鸡蛋煮好，炸好糯米粑粑，再取来一些干花生，和一些简单的行李一起，装进了一个有些破旧的牛仔布背包里，就这样送走了父亲，那是2003年初冬，也是父亲最后一次外出打工。

20001年冬天，父母带着打工多年积攒的所有积蓄，响应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号召，带着再也不打工的必胜信心，回家创业搞养殖，可惜还没熬出两个年头，父亲又不得不负债累累的踏上打工的路，从此一蹶不振，得过且过，创业欠下的债，我和母亲足足还了好几年。

我出生在生产队最后一次土地调整的第二年，所以我和弟弟都没有土地，一家四口只能在两个人的土地里刨生活，每年都是青黄不接，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父亲不喜欢种地，经常捣鼓一些小买卖，但也挣不来钱，吃盐也得去小店里赊账，父母经常为了柴米油盐的事吵架、打架。

1994年春天，家里又爆发了一场战争，父亲在姑妈家借了路费，第一次踏上了打工的路。父亲临行前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相片托人留给母亲，那是一张哭红了双眼的相片，而在生活中，我从来没见父亲哭过。

直到年底父亲扛着一个装有糖果、新衣服的化肥袋回来，全家人才知道关于父亲消失这大半年的所有消息。父亲去了陕西挖金矿，那是一个睹命的地方，父亲比较走运，没被骗进黑矿井，他带回来的六百元钱还清了日积月累的陈年旧债，他的腰杆也终于可以挺得笔直。但他也决定，从此再也不也挖金矿了。

1995年春天，父亲决定前往浙江打工，母亲精心为父亲准备着行李和路上吃的东西，还从我们家土灶堂底下取出来一团灶心土带着，说是怕在异乡水土不符，容易生病，取他乡水泡家乡土服用，就能渐渐适应他乡生活。

几乎每个月，家里都能收到父亲写来的信，有时信里还会夹着父亲的相片，母亲总是像宝贝一样收藏在箱子里，偶尔也会收到邮局捎来的汇款单。

秋天，母亲生病了，在家治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后来病情越来越重，邻居们借来靠背竹椅，捆上竹杆和支架，用床单盖着，一群人轮流着才把母亲抬到镇卫生所去，后来又给父亲发去电报，告诉他母亲病危，急回。父亲收到电报并匆忙回到家，已经是一个星期后了，那张电报纸也被他粗糙的手拽得皱巴巴的。

外婆一直照顾母亲到出院，住院的费用大部分也是外婆卖掉粮食换来的钱。

没过多久就快开学了，那时我上二年级，母亲用一个背兜装上我的衣服，还有家里养的几只鸡，把我们送到了外婆家，然后和弟弟、小姑一同随父亲去了浙江。自此，我成了一名留守儿童，后来我还在姑妈和小叔家生活过，共换了5所学校才把小学上完。

1997年，弟弟回家上学，我和弟弟同奶奶一起生活。随后小叔也去了浙江打工，婶子、堂妹、堂弟和爷爷一起生活。

2000年，婶子也去了浙江打工，家里只剩下了爷爷奶奶和我们四个孩子一起生活，这意味着当时我们家的所有劳动力已经全部进城。

2007年，我在老家工作了一年，由于老家工资太低，无法偿还上高中时亲戚和族人支持的学费，到2008年春天，我还是决定了外出打工，但我没有选择亲人聚集的浙江，而是去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

2009年秋天，母亲住院手术，我赶回医院和堂妹一起照料，不久堂妹开学返校了，亲人们也觉得长期耽误我工作不太合适，因为手术后康复还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于是就想到让父亲回来照顾，可父亲创业失败后一直在外两手空空，怕别人笑话总是不愿意回家，最终在亲人们的劝导下才很不情愿的同意回去，从些他再没有外出过。

2010年，康复后的母亲也很难承受家里繁重的农活，但又看不惯不愿干活的父亲，加上两人感情不好，母亲便再次到浙江打工。同年，奶奶也被小叔接到了浙江生活。

2012年，堂妹卫校毕业后在宜宾工作。

2013年，堂弟高中毕业后到北京工作，这意味着时隔13年，我们家的第二代劳动力已经全部进城。

至此，我们家从父亲外出务工算起的22年里，除小姑外的8人已累积务工84年。按我国男性工作满60岁，女性工作满50岁计算，由于父亲也不打算外出，母亲也达到退休年龄，父母辈只剩下小叔和婶子可能还能务工18年，当然也有可能提前结束务工回家，他们四人可能共计务工77年，而我们兄妹四人可能共计务工151年，因为我们这一辈没有务农经历，走出学校便开始进城务工。

父亲是我们生产队外出务工的第一人，记得那时他每次回家探亲，都会有邻居来家里找他帮忙，希望能带他们一起外出打工挣钱。听母亲曾讲起，那时他们的出租屋里，经常都挤着三五个刚出门的或者工作没了着落的老乡。有的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因为那时外出闯荡的，几乎都是生活比较艰难，兜里揣上两个借来的路费就上路的人们。那时偷抢猖獗，人财两空的故事经常听父母讲起，父亲几乎每次回家都穿着那套不知从哪儿搞来的、裤脚和衣领都有些褪色的没有肩章的武警服，侥幸的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险境，有时还靠它为同行的人们声张正义。

父亲也记不清他总共带了多少人出去，也记不清他们的出租屋曾经成为过多少人的落脚地。我记得他曾带出去的一个邻居家的叔叔，在外面老老实实的工作了几年后，开始“闯荡江湖”。拜了几十号弟兄，靠经营麻辣烫的生意一起混日子，后来一度发展到一二百人，靠麻辣烫的生意已经混不下去了，后来就带着弟兄们做白粉生意，最终被捕，搞得他们家人跟父亲结了好多年的怨。自父亲去浙江起，一家人的团聚将变得越来越难，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只有女朋友和我回家，还有爷爷去世时，是全家人都聚齐的时候。

我喜欢家乡四季分明的气候，喜欢家乡的空气、溪流、鸟鸣、一草一木，更喜欢家乡纯朴的乡土人情、团结的家族文化和近乎自然规律的慢节奏生活。

在我走出高中的校门后，并没有像大多数同学一样，寻着父辈的脚步迅速混流到世界工厂的生产链上，但最终还是难逃厄运。因为家乡经济水平低，就业机会少，没关系也没经验，很难还上我上学时亲戚和族人支持的近一万元学费，在家折腾了一年多后，还是无奈的选择了进城打工。

我起初的计划很简单，就两个目标：一个是还债，另一个是攒点本钱回去开一个乡村主题的影像工作室。结果发现，债是省吃俭用的还上了，可本钱却怎么也攒不够，越到后来考虑的事情会越多，渐渐的也认识到创业并非易事，这事儿也就搁置了。前几年我会时不时的在招聘网站上寻找返乡就业的机会，几次面试后，发现要么是别人对我不满意，要么是我对工作内容不喜欢，能感觉到家乡的就业形势有很大好转，但离沿海城市的整体差距和某些行业的内部差距还是蛮大的，经过一次次的折腾和碰壁，现在已经不再考虑回去的事了，而考虑更多的是怎么在城市留下来。

在我外出务工的第三个年头，是我第一次踏上与亲人团聚的回乡路，那是2011年的元旦。“大娃，从你起身那天算起到今天，你出门都一千零二十三天了。”爷爷不紧不慢的比划着手指微笑着看着我，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这个让所有人都惊讶的数字，我们一家人除爷爷外，都有过外出的经历，但我们谁也没在意过自己离开家多久了，只有爷爷守在家里扳着手指头天天盼着亲人的平安归来，却从来不表露出来。爷爷把我们每一次离别的日子记得比自己的生日还清，他把和我们的每一次离别都当作最后一面来对待，却不表露出一丝的不舍，而是慷慨的送行，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爱。

爷爷下葬的第三个早晨，是所有亲人的第一次祭祀活动，称作“护山”。简单的仪式后，我们在坟上又夯了一些土，在坟头上各留下了一把花圈和花伞。次晨，我、小姑、小叔和婶子坐上了开住宜宾的汽车，他们订了傍晚发住杭州的火车，经过四十个小时的颠簸后，再中转几个小时的汽车就可以到达工作地了。而我订了下午发住广州的火车，三十六个半小时。再中转两个多小时就回到深圳了，汽车在高架上腾云驾雾，周围都是高耸林立的楼房。

这里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这座城池接近四十年的开放史，也是我们跨省务工的流动史，足足两代人的青春奉献史和骨肉分离史。

至此，家里只剩下五十多岁的父母，其他亲人都已陆续回到各自工作的城市。其实母亲也非常想回北京继续工作，还考虑到邻居们帮了不少忙，自家事情完成了就离家不太好，于是便计划年后再做打算（在我们家乡，无论婚丧嫁娶，目前还保留着互助的传统形式，主要由家族和邻里组成）。回想起来，每次回家，就像是一次悄悄约定的等待着完成的任务一样，家——更像是一个临时驻足的客栈。

岁末已至，又是一个团圆的时刻，但我和弟弟都打算不回家，我要一月二十五日才放假，而弟弟天天上班，到过年也不放假，他在微信群里调侃着告诉我们：“回家，除非辞职不干了。”对于有的人来说，回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甚至是一个很勉强的时间问题，但对于很多和我们一样的普通打工者来说，回家，在很大程度上将意味着失去工作，而这样的代价又有多少人可以承受得起。但，依然有人不得不无奈的承受着。

文 / 陈迪桥

（鄂西北山城人，农家儿子，高二辍学打工，乡村建设志愿者，喜欢阅读，是文学爱好者。2016年留在故乡，成为返乡青年。）

本文作者陈迪桥近照

纪录电影《我的诗篇》的片尾曲是《退着回到故乡》，这首歌词改编自工人诗人唐以洪的同名诗作，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从北京退到南京/从东莞退到西宁/从拥挤退到空旷/从轰鸣退到寂静/退到泥土、草木……”。于我而言，不只是退回故乡，更想试着回到故乡，做一名在故乡扎根的返乡青年。在城市化浪潮之下，所有人都在进城，都在服务于城市建设，特别是农村人，而返乡青年，则是那些逆流而动的人，他们进城学习或工作后，开始返回家乡，去从事一些建设性的工作。

这两年，每到春节，返乡笔记、农村观察类新闻都会刷爆“新媒体使用者”的微信朋友圈。“新媒体使用者”是相对于那些未曾使用新媒体的人们来说的，如农村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这股热闹往往没有波及他们。而使用新媒体的人，也就是从乡村出去的精英们，春节过后，便很快又会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这些留守的人们，生活便又回复了常态，事实上除了过年亲人团聚的热闹，他们的生活也没什么变化。除了写写文章，当真就什么也做不了？除了离开农村，就真的别无选择没有另外一条路可走？为了回应这些问题，2016年春节之后，我试着留在家乡。我为什么要返乡呢？下面开始讲我的人生故事。

我是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人。2006年在家乡的小镇上完高二后，我选择了休学外出打工，后来又选择了辍学，彻底离开了学校。自2006年至2014年，我打了近8年工，干过建筑、进过工厂、下过矿井，还干过餐饮、保安，尝试过销售等。我从事的可以说都是最“底层”的工作。所幸我从小爱阅读，在打工过程中，我唯一坚持的是阅读，大概也是希望从阅读中能够找寻更好的出路吧。在阅读的过程中，最开始还是比较盲目的。真正从盲目阅读转为有方向的阅读，则是2010年从传销组织出来看到《传销洗脑实录》一书之后，从那时起，开始对自己的反思和思考。再慢慢的，因为出自乡土而关注乡土，特别是我总在思考父辈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最后关注到了乡村建设。2014年，我前往北京参加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我对三农问题有了更多更深入的认识，也了解了一些农村的发展之道。2015年，我参加了北京工友之家的“工人大学”，主要是为了提高自己对工人文化与道路方面的认识。2016年，我成为一名返乡青年。

其实，决定留下来早在回到家里第一天就做了。那一天，我听到了几件事，这些事对家人、乡亲们都习以为常，但对我却异常残酷和很难接受。第一件是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的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在外打工，给家里打电话联系不到母亲，后来托亲戚上门查看，最后破门而入发现母亲已经去世十余天了；第二件是，发生在我回老家的前一天，村里的一位婶子跟丈夫一起干活，突然倒地身亡，据说当时她还哈哈大笑。朋友的母亲和婶子的死亡除了与疾病有关，还与当前农村的制度、文化息息相关。随着国家对农村的投入以及乡亲们在城市的“奋斗”，现在乡亲们的物质生活确实丰富了不少，生活习惯与消费习惯也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很多文化知识和生活常识却很匮乏，比如关于身体疾病的知识。在参加朋友母亲的葬礼时，我还听到其他让人寒心的事。在另一个不远的村子里，有一对老夫妇开煤气自杀了，原因是老奶奶瘫痪了，老爷爷无力侍候。听说他们死后，在外打工的儿子找到镇政府闹事，要了三万元赔偿金。还有一对老人，老爷爷到红薯窖储存红薯时，因为空气不流通窒息而死，老奶奶失明，找不到老伴，后来不小心也掉下去了。他们的女儿下午干活路过父母家，没有看到父母，本来早上看到过，于是就去找，才发现两位老人已经死亡。老两口留下了大量的粮食，还有两万现金，这是多么勤劳的老人啊！这些事是促使我留下来的最初动因。

我想起很多人说过的话“农村是回不去的”，也想起曾经有位在外打工的朋友说“不衣锦，不还乡”，可是如果我也像其他人一样离开了，农村还是老样子，永远不会改变。村庄给大家的感觉是没有希望的，没有经济支撑，没有发展空间，只有沉重的体力劳动、贫穷和很多恶俗。故乡也确实没有那么美好，很多人把故乡作为退守之地，在城里混不下去了才退回来，但凡有机会，年轻人依然往城里走。像我这样一个没有什么资本积累、与村庄疏远已久的、父母眼中的“不靠谱”青年，想回到故乡是很艰难的，首先我的返乡注定被父老乡亲们笑话，如“人家都出去打工，你一个大小伙子呆在家里不出去”、“混了这么多年连个媳妇也没有”等风凉话。为此，我和父母发生了几次的争吵。我想起曾经走过的弯路。当年，为了不用父亲的健康换自己的学业，我选择了辍学，而后为了挣钱，我轻信误入过传销。我一度认为父老乡亲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物质的贫穷，觉得只要赚了钱，就能改变家人的生活乃至命运。可是从传销逃出来，我才明白，精神和思想的贫穷比物质的贫穷更可怕。什么是精神？以贫穷为例，谁都不喜欢贫穷，都渴望致富，但生财有道就是精神，而不像今天，笑贫不笑娼！

今天的中国太需要移风易俗、需要观念的转变了。而这，就是我想在家里做的事情。虽然我知道这一切很难，甚至比发展经济更难。可是想想这么多年，我已经压抑忍受的太多了，我做过的很多决定，都是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最后妥协于现实。事实上，面对这种压力，我也不是没想过逃离，更甚至于希望农村快点消亡，带走所有这些僵化的观念、习俗。但很显然这不现实，并且我之所以要从事这乡村文化建设，更多是出于一种责任。尽管疏远村庄、伙伴和父老乡亲们已经很久了，但我给自己定下了目标，一定要走完每个家庭，去认真地统计自己村庄的人口数据，如儿童、妇女、老人的健康、职业等。另外，我要在家里力所能及地帮助乡亲们做一些哪怕微不足道的小事，即便这一年我真的什么也没做成，也要把这个过程真实客观的记录下来，做一个“返乡笔记”的书写者。

我并不愿意用故乡这个词，更愿意使用家乡。“故”更多表示已经成为过去式了，然而家乡对我来说还没有成为过去式。我们总在说故乡，我们又是否真地了解故乡呢？故乡是什么？还有我们与故乡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故乡真的贫穷、落后吗？跟城市相比，家乡是落后的，跟看得见的财富相比，家乡也是贫困的，但是家乡有乡亲们的劳动和大自然提供的美丽资源。正如中国爱故乡文化发展促进会(筹) 秘书长、小毛驴市民农园副总经理黄志友老师所说，“我们80后出生的一代，是最后一代既受益于传统农耕文明的滋润，又经历了工业文明的洗礼的一代，我们有条件、有情怀、有责任成为承前启后、开创生态文明时代的主力军。过度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导致的人类的繁荣与自然环境的衰败，我们每个人并非是无辜的，我们既是问题的制造者，也是救赎者。与其说乡村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衰败了，不如说相对于城市的岌岌可危，乡村乃是风生水起，这，正是爱故乡的价值所在。爱故乡是百年大计，是人类最后的诺亚方舟。如果连这个也被玷污，人类将如何自救？百年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把大自然和人性无情地践踏，留给自救的时间不多了！以历史的眼光，未来的高度，人类生存的使命，爱故乡事业应该有更高的理想、责任和担当。”

追求好的物质生活与个人发展、逃离沉重的体力劳动与某些恶俗是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乃至正当的欲望，个体的选择也只是顺应了国家的宏观发展政策与社会的大潮。但如果只是自己逃离了，而亲人还在这里受苦，那我们真的可以心安理得的享受一切吗？为了追求这些，有多少子女实际上让父母承担了“代际剥削”？为了追求这些，我们的环境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为了追求这些，我们的社会又出了多少问题？ 而如果我们只是盲目的去顺应国家政策与潮流，那我们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有吗？我们又如何能期望产生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家园？我们应该在实际行动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后去解决困难，而不是逃避困难。我之所以说试着回到故乡，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一年自己能折腾出什么，这一年可以说只能算是一个尝试。当然并不是盲目的回来的，心中有很多想法，而有很多想法两年前就有了，只是始终没有顺从自己的内心，可以说是走了一种错误的路径。

回首这一年，我最主要的收获是建立起了这个小型的公益图书馆。目前图书馆有图书两千多册，对本地中小学生以及居民免费开放、志愿管理，登记在册的借书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三百人。这个数量在全镇学生总数中不算太多，主要受制于以下原因：当初没有大规模宣传、距离一些学校太远。目前借书的主要是图书馆附近几所学校的学生，并且以小学生为主，初中生来借书的不多，他们是封闭式教学，功课也比较紧。总的来说，目前图书馆面临的问题并不算太大，图书馆筹建之初，靠的是外部力量的捐赠，当初没有发动本地的力量，因为我多年来都在外面，本地基本没什么基础。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主要是我个人的问题——如何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以便长久的留在家乡，我已经决定这辈子都留在家乡去从事家乡的建设，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是现在最大的挑战，2017年我希望还是能够租到地来做生态农业，因为农业才是农村的根本，正如农业文明是中国文明的根本。

说了这么多，最想说的是，人生，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不是吗？在试错的过程中，除了可以发现自己，找到自己最想做的事，最适合做的事；还能突破自己，打破自己、身边的环境输给你的种种自我限制。对我来说，乡村文化建设是我的奋斗目标，我已经把它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来做，即使这一年试验证明，我可能不适合做组织工作，未来我不在故乡做乡村建设，但到那时，借用别人一句话——吾心安处即是乡。我之所以执意要回到这个具体的时空的故乡，也只是出于对故乡的感情与牵绊。这应该算是我人生这么多年最“离经叛道”的一次选择，虽然面临着种种的不理解，但我已经不再感到孤独。就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吧。我将用这一年的时间，去让乡亲们习惯我的存在，一个“异类”的存在，去重新建立信任，也试图建立理解。用我的真诚，百折不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