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是温铁军教授2016年10月6日在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顺义基地揭牌及13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已经温铁军教授本人审定。感谢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感谢温铁军教授授权“乡村建设研究”发布！

时间：2016年10月6日上午

地点：北京顺义区龙湾屯镇大北坞村

录音整理人：杨洲

录音校对人：刘良

主办方：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温铁军教授在现场

（掌声）

谈不上总结吧！因为上午会议上专家们发言其实都有各自的特点，如果想总结，把每个不同的特点抽象出来有点难度。所以还是讲点我认为大家现在应该关注的形势。

第一个应该说是时不我待。

任何事情要想成，都是得有时间和空间条件的。我们现在揭牌了，有了顺义基地，应该说至少做事情的地方有了。形势不等人，时间条件总体上具备。能不能成事，只是看我们各自积累的经验、形成的理论思考是否能够适应现在这个时间条件已经发生的变化。

时间条件的变化，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第一个方面是宏观形势比较负面的变化。为什么是负面的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九十年代中国初步完成工业化以后的第二轮生产过剩危机。你们听这个话可能有点生疏，跟我读研究生的学生听我讲过，可能会明白点。

中国的第一轮生产过剩发生在1998年，那是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造成的，所以是“输入型”因素引发的危机。从1998年开始中国进入四年通货紧缩、资产价格下跌、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外资进来抄了很多国企的底……那就是第一轮生产过剩。

因为生产过剩的本质是产业资本的过剩。所以从1998年城市工商企业要求进入农业，政府适时配套政策就叫作农业产业化。而这个现象，如果我们做一个国际比较，就会发现1929年美国发生生产过剩大危机的同时，也是在城市的工商业资本下乡推进农业的大规模生产，也就是福特主义的农业大生产，接着就导致三十年代开始的美国农业过剩。

同理，中国在1998年遭遇了城市工商业资本的产业过剩，接着就推出农业产业化，政府鼓励工商业资本下乡。刚才也有人说到资本下乡这个事来的？各位！以前，在1998年以前农村是一个“被资本忽视的领域”。从98年发生全球性的外部需求下降、国内的产业资本找不到出路的时候，资本才开始转向农村。所以，就像美国曾经在二十年代末发生过工业生产过剩，接着到30年代就发生农业过剩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在九十年代末发生工业生产过剩，接着进入新世纪第一个十年还没有过完，农业也出现相对比较全面的过剩。

大家都知道我以前讲过很多次农业过剩问题，这个数据是农大的老师提供的，原来农大食品学院的院长、后来当了副校长的李立特教授。他曾经多次讲过，中国在进入新世纪之初就出现了什么呢？我们在全世界看，百分之七十的塑料大棚、设施农业扣在中国，产生了（全球）70%左右的淡水水产品，你只有百分之十九的人口。因此中国淡水水产品是人口占比的多少倍呢？三倍半。产生了（全球）67%的蔬菜，也是三倍半。产生了（全球）49-51%的猪肉，那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养殖规模在中国。还养着一百多亿羽鸡鸭等等禽类，可见中国养殖也是世界最大规模。我们的主要农产品只有一项就是粮食的产量占世界的比重与人口占世界的比重是一致的。那么，其它的都是过剩的。由于最大规模养殖业需要大量耗粮，就有粮食12年增产还得进口。决策者据此认为农业没过剩。但没人站出来反对我的说法。

我们是用什么方式造成农业过剩呢？工商业资本改造农业，当然包括农业全面化学化。所以大家都说化肥农药除草剂，家家都种卫生地。就是这么造成的。因此呢，就带来农村因大量使用化学的产品，而导致的水、土、气等农业资源的严重污染。

生产过剩这个大危机，大家学过政治经济学的都知道，是资本主义的内生性危机。马克思指出的规律在我们这儿也是不可逆的。只要按照福特主义大生产的方式推进工业化，其结果一定会反过来导致农业过剩。

归纳一下：中国第一轮工业过剩发生在98年，导致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于是资本下乡。结果就是：第一，农业过剩；第二，严重地破坏了资源环境。

中国的第二轮生产过剩危机还是输入型的。

大家都知道2007年发生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发生华尔街金融海啸，2009年全球危机爆发。全球需求下降又导致中国从2010-2011年这两年开始进入第二轮生产过剩。我把这个阶段变化叫做中国经济“去工业化”，同期发生的是加快金融化。这就是今天实体经济不景气的根本原因。

2012年新的一届政府上台，讲得什么呢？就是经济下行期，开始还说新常态。2013-2014年讲了大约两年的新常态，发现没法再坚持说“常态”了，实体经济是迅速下滑，于是乎改讲经济下行期。到2015年开始认同经济下行期是“L”型，也就是陡然下降了。

这个时候，城市不仅仅工商业资本过剩，各位，因为中国在加速进入金融资本经济阶段。于是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面，我们认为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三大资本都过剩：工业资本、商业资本过剩，金融资本也过剩。

这个时候的资本下乡，和九十年代后期的资本下乡不一样啦！

官方还是讲市场，请问市场看不见的手能不能调整过剩要素？而且是绝对过剩、严重过剩要素。注意啊！我们一般讲市场经济的时候，都是确定在要素相对稀缺的前提条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才可以发挥最佳的要素配置作用；但是没有人讲要素不是相对稀缺了，也不是相对过剩，而是绝对过剩条件下，看不见的手还能够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

你们这次说要做理论总结，提法不错！我们以前讲三农问题的时候就在做理论总结。那时候讨论的问题很直白：为什么说三农衰败是宏观问题派生的？因为在要素绝对稀缺的前提条件下，依靠市场机制的结果就是农村生产力三要素的绝对净流出。

诚然，时过境迁。资本要素当年是绝对稀缺的。现在则是资本要素绝对过剩。经济学理论恰恰它不研究要素的绝对稀缺和要素的绝对过剩。它研究的恰恰只是要素相对稀缺前提下的配置效率。如果前提不对，则后来建立的所有模型推导出来的结果就都不对。在座的各位有不少学习经济学的，请查查你的教科书，那个前提条件在中国这儿如果不成立，怎么用它后来的全部理论逻辑？虽然，这些逻辑成立与否本来应该是由前提条件决定的。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是：中国农业大凡商品化程度高的产品，比如肉菜蛋奶，都出问题。例如，开始有倒牛奶的了，菜烂在地里了，橘子不摘了……是不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浪费型的消费为什么止不住？这头生产端形成超量的供给，那头的消费端就是超量的消费。政策就在鼓励各种各样的浪费型消费。这时候，老邢，你想主张的这个改变消费习惯，你自己几乎不怎么吃肉蛋奶，比较素食，是节约型消费。但改不了大趋势！所有我们这种因资本过剩导致资本下乡，然后十几年就造成严重的多重负外部性的这种“农业二产化”发展方式之下，怎么可能有安全？

为什么说时间条件非常重要。就是这个趋势到了转折的时候了。

其实，我们十几年前就讲这些问题。15年前开始搞乡建的时候就说“生态农业，环保农村”这八个字。认为是乡建要努力的方向，开始还都不认识。大家那时候还没有尝试到农业过剩带来的痛苦。你给农民讲，不错，他们来了；但那时候农民能够听得懂吗？当然听不懂。我们在翟城村办晏阳初乡建学院，搞农民夜校，给农民讲的时候，邱建生也在现场，应该很清楚地记着农民说什么。有个听课的农民说：温老师啊，你让我们搞有机农业，如果我自己不想搞，你派警察看着我，来八个警察也看不住。是的，应该靠市场经济，但市场不接受啊！后来何慧丽在南马庄搞了有机大米，结果被二道贩子骗了。没办法，只好来打北京市场，算是演出了一场戏，叫做“教授卖大米”。

要说后面农大的那个陈老师，他当年就参加过何慧丽组织的第一届有机农业听证会，把农民的有机大米拿到城市，组织市民听农民怎么生产的，为什么成本高？农民为什么要高于粮食批发市场的价？那时候大多数市民还没有被教育过来。因为，时间条件不具备。

什么时候市民才被教育过来呢？遭遇严重过剩的时候。

大家看见，中央政府自己在调整结构，强调供给侧改革，因为供给过剩，要求去产能的供给侧改革才对路嘛！此前中央就开始强调两型农业啦。从2007年中央开始认同生态文明这个理念；08年就开始提出2020年实现两型农业大目标，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同期开始强调要搞立体经济、循环经济。这都是在农业过剩的压力下。总之，这个时间序的演进，导致人们认识到这么个问题。

我们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实现转型的嘛！2005年提出，到2007-08年开始转型，做什么呢？要在城市发动市民的消费者运动。开始我们这些人主要是服务弱势群体的。在农村，主要是帮助弱势农民的啊！于是，到了城市，刘湘波作为你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创办人，带着你们去西二旗，但西二旗是一个低收入社区，搞得起来吗？空间条件不具备，就搞不起来，西二旗消费者还在锱铢计较的阶段上，怎么会愿意消费价格比较高的有机产品呢？不行。所以咱们在西二旗第一次搞有机消费合作社，或称消费者合作社，没成功。

后来，09年引入了CSA，面对的是什么呢？是中产阶级消费者，开始推动当时叫“农业进城，市民下乡”，还记得这个口号吧？借鉴得是什么呢？这是欧洲经验。而CSA借鉴的是美国经验。借鉴过来，调整一下，这个空间感就有了。原来对的是贫困社区或者说低收入社区，不行；换一个空间，中产阶级社区，就行了。

接着就要注意了，为什么第二轮生产过剩的条件下，或称资本过剩条件下，这个时间就条件具备了?是因为中产阶级逐渐有了理财需求。问问在座的教授们，清华几位教授，兜里都有点余钱了吧？人大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张孝德教授，你们这些教授兜里都有余钱啦！都算中产阶级啦！在中国，哪个大学老师也好，政府公务员也好，没个一两套、两三套房子的？在北京有一套房子就是千万富翁对吧！又是在城里，当然远郊区不算，现在都想下乡。刚才来坐我旁边，那个白头发的，是我们老体改，体改界老炮，他就在这个村弄了一个院（沈原：还有一厂子）。现在越来越多的市民是下乡来，干嘛呢？越来越多的市民都是中产阶级啦！下乡干嘛？投资啊。

各位！如果去炒股票，一场股灾干掉二十多万亿，你还敢去吗？不敢啦。炒房子，明明知道现在房子已经到了泡沫崩溃临界点了，谁还敢这时候当买家吗？那就正好是砸在你手里了。现在大家找到一个新投资领域，找哪里了？三农。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时间条件。城市大量有余钱的中产阶级要下乡，你们很多人批评中央现在土地政策。中央三令五申要确权发证！干吗？就是为大量的城市中产阶级下乡准备一个制度基础，好交易啊。

农民之间的土地转租要确权发证吗？没必要啊！本村是熟人社会啊。我这二亩三分地交给你种着，替我把该交的税费都交了，一年给我五百斤玉米，就够了。你到时候肯定给我。大部分口头协议，连签字画押都不用。否则的话，我就上你们家骂娘，砸你们家锅，反正有的是农民的办法。确权发证有法律手续来保证，到底谁需要？城里人需要。城里人是外来人啊！不是村里内在的人。所以我们把熟人社会之外的都叫外在者outsider。村里人则是内在者insider,两个主体需要不同的制度。你们这些外部主体才要租售必须有合法文件。

以上分析的是一个时间条件的演化——由于第一轮生产过剩，实体经济衰败，推出了农业产业化。由于第二轮资本过剩进入金融化阶段，过剩资金要下乡。不过，这回下乡啊，恐怕是有大量的中产阶级市民要下乡啦。

为什么这个趋势有意思？其实，中产阶级市民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因为他的诉求是高度分散的，所以中产阶级不是真正阶级社会意义上的阶级，也不具有自觉性。但唯有一点是共性的，他都要安全。因为他的财产规模小，刚才说的这种投机性的理财，要么投资股市亏了，投房市又亏了。那怎么办呢？下乡吧！也想欺负农民。

得有人教育中产阶级，告诉他农民是最难对付的。尽管官方帮你们弄出了一套法律规范。但是你要不好好给农民处，孙老师（中国农大），你们是人类学吧？你们也许最了解，农民的文化与城市的文化完全是两回事。你给他讲现代制度，他给你讲乡土人情，你跟我处不好，不跟我一块怼两瓶二锅头，咱们什么话都别说。所以乡土社会的文化，在这个时候会对市民有一种反向的教育。

市民下乡对乡土社会来说恰恰又带来什么呢？就是这些年的新农村建设已经给农村基本上完成了基本建设，农村通了路，通了电，通了水，通了宽带，通了电话，全都通了。这时候你到村里照样使宽带，照样在网络上进行本群（微信群）的交易。现在不是“皇权失落，帮会四起”吗？大家有点什么就都建群吗？一个人有十几个群，那都是人的复杂的社会性有各个不同的面。这些东西慢慢会渗透进乡土社会，在乡土社会（刚才有发言在说这件事），在村里面怎么能够形成群？长春来的李云凤刚才给我说，他们就在村里面搞了微信群，就发现村支书说话不灵了，几个群主开始管事了。国家有大量基本建设所形成的搭便车的机会，恰恰构成了一个城市的中产阶级把他们能够与村民之间共同参与的社会资源领域开发出来。

我们主张城乡融合的共享经济，主张城乡食品安全领域的良性互动。现在时间条件由于第二轮生产过剩这个负面因素而具备了。空间上也有所改变。过去的资本下乡首先是大型工商业资本，然后是小型私人资本。现在已经变成了分散的城市社会力量下乡。刚才有人讲政府、社会、市场这三个关系，现在是社会要下乡。是大量的中产阶级要下乡。

为什么我说这是欧洲经验呢？因为欧洲中产阶级下乡的结果是把欧洲的农场改变成生态化，因为百分之六十的农场主已经是市民了。大部分农民进城了，那农场给谁经营了呢？那60%的市民并不要单纯计算农业投入/产出这种农业经济学结束上讲得最基本的道理，今天没法计算了。哪个生产者还是按照农业领域的投入产出来计算要素价格的啊？没有办法算啊！单一去讲农业要素回报率已经负值了，确实讲不通了啊。

所以，这时候推进城乡融合，在于时间条件已经到位，就形成了空间改变的可能性。城乡融合现在真的有条件啦。

第二点，简单说一下你们这儿的安排。

我由衷感到欣慰，你们这些年轻人也多少有进步了。原来在温泉村的时候内耗太多，看看你们自己园子搞的，哪像过日子的？怎么培训别人？对吧！现在不同了。今天我来得早点，进门一看，孬好你们把生态厕所、粪尿分离做出来了，厕所外面还有了生态湿地，能够让生活用水变成中水可以浇地。这一套生态系统、立体循环，也算做了点样板，能给人家说点什么了。否则的话，就只是耍嘴皮子。

当我们这些耍嘴皮子的人要下乡的时候，为什么何慧丽刚才说我早期劝大家不要自以为是，总说每个下乡的志愿者脑袋顶上没有光环。那就有学生问：你组织我们大学生下乡干嘛去？难道不是要把我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用于农村建设。我说，对不起，你那套知识到农村就是垃圾。你下乡去干嘛？去体会一下你脚底下的那块热土。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最终你一辈子不外乎是回答三大问题吗？我从哪儿来？我在何处？我向何处去？那我说，因为你们没学本土知识，得下乡到农村、农民那儿学点乡土知识。不是你们去教化农民，而是晏阳初当年说的：如果要想“化农民”，自己先得“农民化”。

而这又牵涉到怎么回答沈原刚才那个问题啦，他问我：晏先生与梁先生很大不同，我到底师从何方？这等于问我，你从哪儿来？我知道不同乡建流派差别很大。例如你提到晏先生在定县时期那个“百名博士下乡”的故事，也是个现象。它的背景是啥呢？120大洋一个月的工资，这跟在京城当教授差不多。哪儿来的钱呢？美国教会背景。西方人试图改造中国乡村，就有晏先生的一百二十大洋一个月的百名博士下乡去替代那些政府官方的科长、股长。梁先生为什么不是这样的？因为他只有12大洋一个月。那就动员不得博士下乡。不过，靠传统思想资源也是现象，他的背景主要是地方割据。

客观地看乡建当年的这些流派，几乎都是地方割据状态下的产物。

毛泽东把井冈山斗争叫“红色割据”。那其他地方军阀的割据可以叫白色割据。据此，乡建前辈的割据叫什么？绿色割据而已嘛！例如，卢作孚借其兄掌控三江峡防局800条枪就有北碚镇试验区和民生公司的第一桶金；张謇是朝中大臣就开发了南通县，有了在地化资源综合开发的机遇；而彭宇廷的宛西实验区割据的地方太大，形成四县联合一个大区，就被主流把领导人暗杀了。割据太大了不行。

梁先生在地方割据中主管邹平一个县，张謇一个县，卢作孚一个镇，背后都是当地的地方诸侯。因为，地方大员们都希望稳定乡村，稳定社会，以产生本地的发展机会。

我们客观地看过去，梁先生也好，晏先生也好，都是与时俱进的，也都是实事求是的。对我们来说呢？前辈经验，拿来主义。哪一位先生的说法可用，我们结合今天的实际情况就拿来用用。但，我们绝不是某一门派的传人，不干那种紧跟某一位过世精英拉大旗做虎皮的事，任何参加新造神运动的人都有利益算盘，我们还不算太傻。你们放心，我这个老炮干了这么多年，很明白我们能用什么资源。其实，什么能用就用什么，所以说我是鲁迅先生说的“拿来主义”。上回在你们清华开会的时候，有一个上海的朋友非得想把我归到哪一类里面？我说，对不起，这事难度大了点。不过，既然哪个好用就用哪个，人家当然就会归类为实用主义或机会主义啦！只要是逃不出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桎梏，就总要把人归类。我说你别着急，我反正现在还没有老到那份上，会有你盖棺论定的机会。

借这个会，还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个客观条件。

当实体经济大幅度下滑的时候，过去每年增加大约上千万的劳动力流出，所以发生你们现在所担心的农村衰败，剩下的是老人、孩子、妇女，发生很多悲剧。但，这第二轮生产过剩大危机，会把成千上万的农民送回来。不回去的很多会在城里当飞车党、抢包党，违法生存。现在整个城里和沿海地区就业形势越来越差，实体经济纷纷向外迁移，每年近800万大学生毕业其中有很多失业。对主流来说就是资本没有投资空间，而对于劳动者来说那就是没有就业空间。

所以，现在时间条件的改变，导致着整个社会结构发生空间改变。大量外出的劳动者和毕业学生要返乡。

对此，我们早在这个趋势发生之前，在2009年全球大危机爆发的时候就提出，要为打工者做返乡创业的培训。当年我们刚开始在市民农园引入CSA，还没有多少成熟的经验，所以后来才从像吉林的李云凤、山西的郑冰那儿取经，试图把如何在农村搞自然农法、搞生态农业、搞社区金融等，把这些技术领域的经验把握过来。2008年国仁严晓辉他们搞的那个小毛驴农场，本意也是要搞出多种不同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的“可视”的技术。

几个老骨干刚从翟城村回来。你们还应该记得，早期我们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搞生态农业试验的时候，建立的是一套立体循环农业的样板，如今还留在翟成村。当年这个立体循环农业所带动的培训，就导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自身是可持续的！也就是说，大家来参加培训是要交钱的，大致可以维持这个学院十几号人的生存。学院成立三年以后就已经做到自身的可持续了。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了可视的立体循环农业生产体系，我们叫做“六位一体”。此外还有可视的生态建筑体系，完全不用任何钢筋水泥，按照传统建筑方式“协力造屋”，夯土墙，木结构，这套生态建筑试验包括怎么建农宅？怎么建村部？怎么建生态礼堂？大家来这儿培训是可以直接操作的。

可见，当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成功，部分原因在我们提出的“生态农业、环保农村”是一套完全可视的，可直接操作的，可实践的培训体系。

那现在为什么北京搞几个农场，其实这几个农场虽然分散，但仍然是有可视性的。做培训的时候就有这个可视的教学效果。我今天早上来看的这几个地方。除了生态厕所，还有搞八卦图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可食地景）好，景观农业小型化！要真结合上八卦图，就得符合卦象，种菜的时候，也得多样性、有点八卦相生相克，形成道家返璞归真的文化感觉，这叫“自然农法+创意农业”。做返乡培训，有这些东西就行。

总之，危机在西方是负面的，在中国却从来都是危中有机。

希望大家利用现在时间条件具备、空间结构改变的机会，抓住时空条件搞城乡融合，作为推进乡村建设事业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