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温铁军

近距离接触温铁军，不过短短10多天。虽是新知，却如同故友。这一切，阴错阳差缘于我从“职业”到“非职业”的转变。

“职业”，是因为我和绝大多数记者一样，在正式采访前查遍了他的信息：从基层工农兵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的履历；从荣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到被评为央视年度中国经济人物的获奖情况；从1996年首度写出以“三农问题”为标题的文章到推出“不同的原始积累方式导致不同的制度类型”为假说的“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理论体系；从走出书斋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和中国各地农村“用脚做学问”，到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性、批判性、挑战性、颠覆性研究的“草根派”做法……

他的秘书向我透露他繁忙的日程安排。在采访计划极有可能搁浅的情况下，我干脆先从外围入手，采访他的学生、助手、同事和朋友。意外发现，温教授除了叫人敬重，还让人“可怜”——“他腰椎长骨刺、脚踝长骨刺，坐也坐不久，站也站不久。医生建议做手术，但他连去医院的时间都没有。”“他鬓角已经花白，最近右手老抖，左耳出现耳鸣，听力渐失。”“他不听劝，总是马不停蹄参加各种活动，不给自己喘息的机会，我们经常半夜两三点钟还收到他的邮件。有时偷偷帮他挡驾一些事情，他知道后还‘训’我们：现在正是新农村建设的历史机遇期，应该赶紧把试验铺开！”……

于是，我变得“不职业”起来——仿佛忘掉了采访任务，竟十分不情愿再给他增加负担，当得知4月27日他要在人民大学参加一个会议，也仅想作为一个旁观者前往。我并不像别的记者一样，强求一个会后的专访，只是表达了应有的体谅和关心，让他别强撑着，并一定别耽误了下个月的体检。或许正是因为采访关系的淡化，我反倒意外得到了原本不敢期望的很多机会，并能从多个视角，看到他多个侧面——

走路微微前倾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们一直通过电邮交流信息。其间收到他打磨两年、准备脱稿的论文《发展问题论纲——关于发展理论研究的另类思考》。我一时脑热，以“外”犯“内”，写了一些批注，作为阅后感受。没想到他连声感谢，希望和我进一步探讨，且来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登门拜访，诚意自显。

他的谦逊总让人意外，即便与他见面的第一天就已经“领教”：开会期间，坐在主席台上的他老是将脖子扭转90度，对与他平行的站在报告台前的演讲者颔首；农民拍红了手掌感谢他，他说：千万别把我当成是“摘桃”的，农民才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角，你们当中有的是能人；饭桌上，面对一桌人的轮番“轰炸”，他有问必答，一顿中午饭说了两个多小时，有半碗饭是最后一分钟狼吞虎咽填下肚子的……他走路微微前倾，更显谦和，即使对他的学生也是这样，“温老师给我们作报告，讲完后必深鞠一躬。”

到人民大学任教后，他曾在一个公开的会议上承认：“我是人大最没有学问的教授，北京话叫‘底儿潮’。”某些同事本以为他要卖什么关子，但很快就发现他的表里合一：对农发院里的白南生等其他老师，他从不羞于在任何场合承认他们比自己强很多。“我不会掩饰自己的不足，人贵有自知之明嘛。”

吃饭很好对付

温教授吃饭很好对付，越简单心里越舒坦。

我们一起吃过三次饭。第一次是4月27日上午会议结束以后的中午饭，刚落座他就给其他人下“命令”：民主点菜，权责统一。谁点的没吃光自己打包。随后他要了豆腐。那顿饭，他果然很专注地“消灭”他的豆腐，拿他的话说是“节约型社会必须践行。”在他的带动下，那顿饭的盘子几乎个个底儿朝天。

第二次是当晚在北京南郊的一家小饭馆内。他的村书记朋友叫了一桌简单的农家菜。因为菜量较大，就吃剩了一些。他坚持打包，并分给我一部分。我分到的是半盒米饭、半盒黄豆芽炒雪菜，可当作第二天的早餐。

基于前两次的感性认识，在他来我们办事处那天，我心安理得请他在食堂用餐。他用菜汤淘饭，吃得特别香：“打小时候起，我就爱这么吃。”

说话亦文亦俗

作为知识分子，他透着股文人气质，喜欢书籍和音乐；作为农民的朋友，他也经常挽着裤腿下地，随便有个地方，和衣就能睡上一觉。

同样一件事情，跟我说与跟农民说，他的用词是不一样的。比如，跟我谈“生态农业”和“循环经济”，跟农民则谈“咱把话说得糙一点，但话糙理不糙：人拉的粪猪吃，猪拉的粪肥田，田里长的庄稼我们再吃”；比如，就学术分歧，对我会说“切不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农民则说：“干嘛非得跟个乌眼鸡似的，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又比如，谈到去日韩等国考察的目的，对我说“失之中土，取之东夷”，对农民则说：“看看能不能把我们扔掉的东西往回拣一点。”

在这样两个角色间，他总是切换自如。他的同事把这一点看作是他的个人魅力。但他却跟我讲起《卖油翁》：“无他，唯手熟尔。”“换了任何一个人，干了20年，都会这样。”

业余倾情音乐

4月28日，温铁军将他的农民朋友请到人民大学座谈。农民们给他出了道难题——表演文艺节目。这可难不倒他，当即来了段山西民歌和山东快书。

其实，温铁军最擅长的是美声唱法，行车途中，播放的常常就是这类碟片。他告诉我，自小学二年级加入红领巾合唱团以后，少年期时接受过严格的声乐和古典音乐训练。“若不是那么忙，我其实是一个自得其乐的人。”

前些年还不是很“热”的时候，温铁军很安静，甚至可以一个星期不出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古典音乐的怀抱中读书，很是享受。“现在不行了，想歇也歇不下来了。我最大的毛病是不会拒绝，我又怎能拒绝——农民盼着我们去帮帮他们，学生的热情也很高。”

但身体状况不尽人意的他还是给自己规定了全身而退的年龄：60岁。在此之前，他会继续“用脚做学问”，虽然脚踝已长骨刺，但他轻描淡写地说：“走走就消下去了。”在此之后，他将好好补偿家人，并写一些书，尝试把几十年积累的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高度。

听温铁军忆峥嵘岁月 羞涩少年呆傻书痴

“我有两个姐姐，她们小了的衣服只能我接着。小时候我经常穿着女孩的圆领衫和偏带鞋，心里琢磨着怎么还穿不破？这样的打扮使我很羞涩，直到上初一，我才穿上男孩的衣服，一下子有了男子汉的感觉。”

“我父亲是解放前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让我从小就接受几乎私塾式的教育。从4岁的时候我就被逼着背古诗词，背不下来就挨打。如今，那时候背的东西还能脱口而出。现在二老都已过80岁，身体不大好。我回到学校工作最大的好处是能常去看他们，母亲煮点水饺端给我吃，和我聊聊天。父亲听不清楚，但总关照我别太累了。”

“小学一年级时看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那时候，把‘传’念成了‘chuan’。儿时的我，手边只要有一叠连环画就会安静下来。小学时，上厕所、走路都看书；毕业时，小学图书馆的书差不多都翻过了。”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才十五岁。大学生们在楼外武斗，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本接一本地看书；到武斗结束我钻出来，几乎不能适应外面的斗争世界。要不，我父亲怎么从小就叫我傻子。”

而立不惑疯狂往事

“1985年我组织了一个摩托车队，用4个月的时间，沿着黄河从源头跑到入海口，从头到尾跑下来的只我一个人。回想起来，很多情境是在历险。比如在沙漠里边，摩托车是开不动的，只能推。我的同伴都比我年轻，但都走不动了，趴在沙子上一动不动。我骂他们、打他们、踢他们，硬逼着他们往前走。好玄在天黑之前走出了沙漠。到了有人烟的地方，他们说：‘老温哪，多亏了你！要不，哥几个得死在沙漠里边。’”

“苏东解体的时候，我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很多人都说：‘Nextis Chi na(下一个就是中国)！’我说：‘Noway(没门儿)！’但是我说不清楚为什么没门儿，所以就独自背着背包到苏东考察。我当时在美国用150美元买了一张欧洲通票，可以在欧洲随便坐火车。为了省钱，我大都是在火车上过夜。那时候，欧洲人都猜我是日本人、韩国人，当知道我是北京人的时候，他们非常惊讶，不认为中国大陆的人有能力到欧洲旅游。为了不让咱丢脸，我也买一罐可乐，喝完以后，用可乐罐灌上凉水，走哪儿都是一袋面包一袋胡萝卜。40多天，转了3个西欧和7个苏东国家；回国一看，花了不到2000美元就绕地球一圈，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之所以坚持下来，是因为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为学》，那里的故事说：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甑一钵足矣。’……”

农村情结农民缘分

“14岁的时候，我刚上初中。郊区的菜农来作报告，对我们说：‘你们吃的大白菜，是我们用大粪稀灌出来的。’这大实话我们是当玩笑听的。”

“文化大革命号召学工学农，我背上背包去‘长征’，还到北京郊区下乡劳动。在学校里，你把农村想象得非常美好；但真到了那里，就感受到强烈反差，其贫困和落后让你震撼。”

“我插队到很穷的山区，那里的人一年都洗不上一回澡。工宣队让我当队长，我张罗着给农民们搞点副业，弄点活钱，结果不到半年，在知青圈里就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后来被村里支书大哥保了下来。农民们知道我是为他们好，就给我来点好吃的，在高粱面里加点羊油，香着呢！”

“这些年去看了几十个国家的农村、贫民窟、游击队地区。想更好地做学问，一定要实地考察，这样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比较。这不全因为我对农民的感情深，而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所受的教育让我觉得有责任。”

农民是第一位的

“五一节前，我收到来自武汉的一条短信，是我曾捐助过的双下岗职工家庭的白血病儿童、现已成功进行骨髓移植的小曹野发来的：‘温伯伯您好！今天是我骨髓移植后两岁生日，目前我身体健康，期中考试取得全校第一，谢谢您曾经给我的帮助，祝您万事如意！’我拿钱协助志愿者们筹款帮助过3个白血病儿童，另两位是贫困农民的孩子，他们都健康地活着，这是我最欣慰的事。”

“我将自己半生积蓄的一半，大约十几万用于公益事业，其中一半以参股的形式，帮助农民成立9个合作社。如有收益，我不取一分，而将股本及收益永远留给合作社支配；如有亏损，则拿我的先顶，保证农民的股本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

“勿以善小而不为。至少我任院长期间，得资助我院贫困生上学。各地高校的大学生已组建了120多个支农社团，他们请我讲课，我会尽量去，不收费；如果是学校给的，就把钱交到这些社团作为活动经费。有时候会收到他们寄来的明细单，列出钱的使用情况。”

采访手记

从北四环到南四环，一辆东风本田运动型车正以不堪入目的“尊容”，招摇整个北京城：满身泥点，刮雨器上嵌满残枝落叶，挡风玻璃的左上方耷拉着一滩鸟粪……车的主人，是中国最早提出三农问题、被称为“温三农”的经济学家温铁军。

此刻，汽车兵出身的他一边娴熟地驾驶，一边讲述着他的故事。讲到兴头上，话说一半戛然而止，埋怨一声：“怎么会那么堵！”再把后半句补齐。这让人联想到一个词——游刃有余，但现实中的他总是忙得连轴转。拿4月27日这天来说：上午，在人民大学参加新农村建设研讨会、绿色联盟合作联合社成立会并和农民一起出席记者见面会；午饭期间和一位香港商人探讨企业如何参与新农村建设；随后驱车前往北京南郊，赶赴一个“城中村”书记的邀约，实地策划生态农园……

他腾不出时间接受任何媒体的专访，我只能一路小跑地跟着行色匆匆的他，观察并记录他的一言一行。倒是他动了“恻隐之心”，邀我上车，我对他的第一次专访，被不经意地安排在从人民大学到北京南郊的路途之中，我也由此成为他全天行踪的唯一见证者。

晚上8时，他动身返回一小时车程以外的北郊的家。我提醒他先去洗洗车，他笑了：“今天晚上有雨。”因为一半的时间出差在外，他的车子总是露宿在外蒙尘积垢，少有干净的时候。但当夜并未下雨，又过3天，他在给我的E-mail中写道：“谢谢批评，直到今天才去洗车，不好意思。”

随后一些天，我们又有多次的访谈。对于那不敢恭维的车况，他总是笑笑自嘲。笑容有点天真有点呆气，让人在一瞬间怀疑他是否真的已经55岁。有人说他“笑得像葛优。”他赶紧纠正：“不对不对，应该是葛优像我——哪有说年长的像年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