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三波乡建。每一次乡村建设运动产生的背景和实践之环境条件都不一样，内容和做法自然也有很多不同。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从2000年至今，也就是第三波乡建，起于“三大资本”全面过剩和“三农”问题进入中央决策，兴于新农村建设，转型于城市化加快与全球金融危机代价转移大环境对乡土社会的大规模破坏。目前，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已经发展出“五大试验系统”：发展高校大学生社团促进志愿者下乡支农、建立合作社和各种社会组织维护农民和乡村弱势群体的权益、建立新市民服务中心帮助流动打工者融入城市、发动市民加入公平贸易促进社会参与城乡互动网络、发现故乡之美寻找新乡贤推动乡土文化与价值的复兴。

这一波乡村建设运动的早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其制度成本向“三农”转嫁，农业收入逐年下降，乡村税费矛盾严重，农民大规模上访维权，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结合农民骨干成为乡村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和主体。只不过，在这种非常态的情况下，参与的群体和人数都还是少众，但也为后来的乡村建设培养和锻炼了不少人才。随后，在“三农问题”正式成为党和国家重中之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农业和教育税费逐步取消，各种农村社会保障福利逐步推出，民间自下而上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内容和主体也相继发生变化。

其中比较新的、影响较大的工作，在于推动基于农民合作社的生态农业试验与城乡互助探索。出现这个转型的主要背景有三个：一是在中国现有市场经济结构和以城市为主的社会分配制度下，单纯的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很大的局限性，对农民的帮助有限。二是政策环境好，中央政府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2006年提出“农业多功能性”观点，2007年倡导“生态文明”理念和颁布《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8年提出发展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两型农业”。三是社会需求迫切，就在同时期，社会普遍爆发食品安全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也推动了新乡村建设运动向生态农业和城乡互助探索转型。

扎根在山西省永济市蒲韩社区返乡创业的青年人

2006年国仁绿色合作社联盟（简称“绿盟”）由七家探索生态农业的农民合作社联合成立，旨在搭建生态农产品的销售平台。2008年小毛驴市民农园成立，成为国内第一家采用社会参与农业（CSA）模式经营的农场。乡村建设运动的这些先行尝试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报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一系列的变化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三农问题”从来都不只是农民、农村、农业的问题，它们只是被动的接受现代化、城市化转嫁过来的成本和代价才成为问题的。“三农问题”的本质无外乎乡土社会三要素资源的长时期单向流出，土地，资金，劳动力都被抽离农村。试想，整整一代人的改革开放时期，乡村三要素流到城市去搞建设，自家没人管没人问，“三农”能不成为问题、能不衰败吗？这提醒我们，要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就“三农”谈“三农”，幻想在资源要素净流出、没有物质生产支撑的条件下去设计各种制度和文化供给。凡是能够改善这种资源要素单向流出的实践行动，就都具有正面意义。我们也不能指望让农民就农村那点剩下的资源自求多福、自谋出路，毕竟农村为城市的积累、发展贡献了半个多世纪，现在让它们各自竞争，至少起点就是不公平的。所以，资源的回流，人才的回流，乡村的活化，才是我们应关注的重点。

虽然当代乡村建设运动因农民诉求而动，但开始毕竟只是少数不携带多少资源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响应参加，仅仅依靠他们的力量是完全不能扭转农村三要素资源的流出。因此，当发动市民加入公平贸易促进社会参与城乡互动网络广泛开展时，终于通过某种非市场的、有文化意识的方法，引入社会消费大众的力量参与乡村建设。相比少众的知识分子，消费市民是个更大的社会群体，更多元的参与有了可能。但这样一种参与，仍然只是外在的、流通和交易的模式，乡村建设的主体依旧不明确。它的局限性在于，在目前市场社会的大环境下，流通和交易往往需要资本作为中介，并为资本所主导，所谓公平贸易开展的空间非常有限。市民参与，也往往只能在大城市郊区部分实现。但即使如此，这里依然出现了一些好的萌芽，造就了一批返乡大学生青年，回流农村创新创业，乡村建设的主体依稀可见。

2017年1月2日乡建年会参会人员合影

民间自发参与的新乡村建设一直有新的探索和试验，从未停下脚步。就在当代乡建团队规划讨论未来新十年的2012年底，包括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等多家着力于不同对象和领域的乡建机构联合发起“爱故乡——发现故乡之美”系列活动。该活动主张跨界行动，希望打破乡村建设专职专业的主体限制，挑战乡建内部可能存在的自话自说与情感牢笼，通过广泛发动高校大学生、打工青年、定居城市“农二代”、文艺/建筑工作者等群体，利用各种“回乡/去乡”机会重新认识与理解乡土，提升乡土社会的凝聚力和价值自信，动员更加多元群体参与到重新发现故乡的乡村建设中去。

爱故乡行动倡导推行本土经验，保育乡土文化，改善生态环境，培养乡村和城市社区建设的多种人才，推动知识、文化、资源、人才重新扎根于本土社区，形成融文化、自然于一体的综合生态系统。发现故乡之美，重估乡村价值，发扬乡村文明，活化传承民间乡土文化；以“故乡情怀”整合本土资源，建立公众（新乡贤）参与美丽城乡建设平台，重塑乡镇的活力和魅力，推动中国城乡社会可持续发展。具体的活动包括：开展全国性的爱故乡主题活动，倡导爱乡行动、传播爱故乡理念，开展乡村文化创意传播与城乡交流，传承乡土知识、保护文化遗产、建立地方认同，搭建地方爱乡平台、构建全国爱乡网络，发展乡村生态经济。

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的视野和理念的引导下，爱故乡行动就像当初早期的大学生下乡支农行动一样，在社会自身蕴藏的能量中发现了很多乡村建设的做法和参与者，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的在乡村有的在城市，他们或许是新乡村建设真正的主体，或者是激发新主体的价值源泉。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无奇不有，文化和价值多元多样，怎能从此被埋没。我们可以在此摘录几个爱故乡行动中发现的案例和价值作为参考。

比如，陕西省蓝田县有个鲍旗寨,村主任谭胜民之前以做生意为主，2006年被村民选为村主任至今。他和村民主要做的事迹包括：（1）村庄环境治理，2006年上任之后，从村容村貌开始，修村庄道路，在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公共区域种植花草，美化村庄；（2）打造写生创作基地，依托自己在村庄里积累起来的威望，及鲍旗寨的天然美丽风光，借机将鲍旗寨打造为了著名的写生创作基地；（3）组织农民，成立写生创作公司，以农户家庭为基础，接待前来写生的学生。目前有60多个农家乐住户，能同时接待1500人的食宿量。写生创作公司实际为农民合作组织形态，以农民住户为本，共同管理，共同分配。这里是千年乡村建设圣地，古有蓝田四吕，吕氏乡约，今有蓝田鲍旗寨，生态立村，文化兴村，产业富村，乡约护村。从整治村容村貌、美化居住环境开始，结合鲍旗寨如诗如画的原生态风景，一个贫困的小山村逐步发展成了中国最有名的写生旅游休闲基地，被外界誉为中国的普罗旺斯！

谭胜民

再如，山东沂水县海迎相机博物馆、沂蒙观复文化博物馆馆长贾海迎，中原油田退休工人。从当兵时起，他就开始了相机和红色文化物品收藏的艰辛历程，在中原石油工作期间，利用工作出差之余，从太行山八路军物品、陕北红军物品收藏做起，积少成多，收藏，研究，撰写笔记，几十年如一日，收藏了2500部相机和16000余件红色文化、民俗文化物品。中原石油退休之后，思乡情切，带着穷极一生收集的相机和红色物件回到老家山东沂水县，办起了海迎相机博物馆和观复文化博物馆。这位老人的红色收藏，给沂蒙老区子孙后代，带来了不竭的精神食粮，展示了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创造热情。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就是贾老告诉这个社会，无论如何都不应忘记我们的历史。

贾海迎和他的相机博物馆

还有广西黎友明，一个瑶族农民，凭其坚韧、友善之心，在生态农业之路上走出了不凡的人生。他种植有机稻，倾心培育保护了35个老品种，他亲身实践去尝试种植有机水稻，为白裤瑶人保留更丰富的物种，为可持续生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他还创作了《瑶山新禾》等农事记录片，自酿各类果酒，学做酒曲，筹备农具展览馆，保存家乡的老手艺。“想出来就要去做”，黎友明以他的实际行动，汇入中国“四千年农夫”的清流！

黎友明的稻田

通过爱故乡行动我们发现了各种各样被主流媒体和话语所遮盖的乡土社会的文化价值，难道这些都真的过时了吗？在现代社会没有生命力了吗？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食品安全危机以来，中国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2年的“生鲜农产品电商”（“互联网+”）、2013年的“乡愁经济”、2014年的“新型城镇化”、2015年的股市泡沫和“供给侧改革”、2016年的房地产泡沫……伴随着这些热点时事和时髦概念在移动互联网上的热炒，信息像快餐一样被消费，甚至流行于其上的返乡书写也是充满自怨自艾或猎奇炫耀，驱动所有这一切的无非是成功人士和投资理财的现代社会文化和价值。在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之后，我们进入了史无前例的生产过剩和金融化时代。人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投资理财上，眼里再也看不到任何其他的价值和可能性。

乡土文化和价值，以及创造它们的传统精英、滋养它们的百姓，一起维系了乡土社会和国家的稳定与持续发展。而现代社会的广大精英群体，小资和中产阶级们，无非就是进了城的传统精英，却抛弃了与之相对应的传统精英肩负的文化价值责任。他们不自觉的被金融化时代裹挟着走入到投资理财这条绝望之路。对于中国来说，金融化资产泡沫崩溃之路的前车之鉴并不少见。在过去的金融资本全球化时代，几乎所有主要的国家都发生过金融危机导致小资中产精英破产的悲剧。他们在进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了精英的优势地位，却在生产过剩经济停滞中加入到资产泡沫的投机炒作，一起走向狂欢，一起走向崩溃。然而，金融危机的代价，将冲击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或许我们应该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什么样的文化和价值更值得我们去选择。

从乡村建设到爱故乡，也是一个探寻和发现新型主体的认识与实践互动过程。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启动之之初，正是中国加入WTO全面接轨全球化，承接全球产业资本转移，进入到狂飙突进的工业化、城市化之时。在新乡村建设运动中，同时农民劳动力大量离开农村，在最高峰时接近3亿农民工。这看似一个悖论，乡村建设的主体农民，却在乡村建设兴起时更快速的离开。过去农民创造的物化劳动资本都积累在城市，农民在新世纪进城就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直到最近几年的全面生产过剩，返乡才进入到人们的意识和视野。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将“三农问题”置于乡村资源要素的流出这个前提，探寻乡村建设的主体也要以这个前提为考量。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不加区别的把所有农民都当做乡村建设的理所当然的主体。不同于官方主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单一视角，发现乡村的价值，或许是打开社会资源流向的钥匙。这正是爱故乡行动的重要意义之一。

2016年第四届爱故乡大会参会人员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已经经历过一轮生产过剩，城市过剩产业资本下乡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大力鼓吹农业企业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经过十多年将农业以工业化流水线的方式进行改造后，农业生产也彻底过剩，并且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和食品安全问题。这一轮资本下乡实质上并没有扭转“三农”资源要素的流出，反而是更快速的抽离和破坏，它恰恰漠视传统乡土社会的农业生产方式及其文化价值。尽管后来提出构建新型农村经营体制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依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如果我们注意到现在是金融化时代的乡村建设，那么乡村的价值就更值得发现和提倡，目的是为了吸引人们去选择它，回归生活，享受生活，创造生活，而不是把乡村的资源当做追逐利润的生产要素。现在货币资本严重过剩，其作为价值越来越虚拟化、泡沫化，人们的需求也越来越异化。鼓励市民下乡，价值投资，人才、资金、信息回流农村，打造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及文化，这远比大家一同走向泡沫破灭更理性。

最后，我们相信爱故乡行动在这个意义上的努力，必然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认同。通过爱故乡行动展示的乡土文化和价值，以及真正的乡贤精英所做的示范，会带动更多的人加入，构建新型开放的生态社区，乡村建设的主体自然会在实践中产生。中国倡导的生态文明，所谓城乡融合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帮助乡村，也许就能够找到落到实处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