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会颠覆你对“农民”这个群体名词的传奇人物，《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国内主流媒体都报道过他，柏林禅寺的方丈明海大和尚曾在讲法中向大家推介他，他的人格魅力征服了无数来拜访他的记者、英才墨客，他的故事引发世界性的关注……他是谁，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希望你能认真地读完这个故事。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你认为什么样的土地才算得上是好的？”

“哪一天，我们可以放心地吃土，那就算是好了。”一位农民在某次研讨会这样回答记者的提问。这个问题的背景是，约占中国耕地面积一半的土地正面临严重的污染问题。

他的名字叫安金磊，1970年生人，河北省枣强县马屯镇东紫龙村的一名农民。他颠覆了人类对“益虫”“害虫”的分别定义，与自然万物共生共荣。1995年，他在冀中平原的40亩土地上，开始探寻“土地哲学”，反思“现代农业”，实践不用除草剂、化肥、农药，进行“顺应自然、合其天性”的生态有机农业。

1993 年，安金磊从农校毕业，当上了镇上的农技员。那时他的工作就是向农民介绍推广各种各样的农药。每天接触农药，让安金磊疑惑丛生，这些药水的味道如此呛鼻，洒到地里，那菜能吃吗？就在那时，临近的村子传来一个坏消息，一个孩子因为吃了自家地里的西瓜中毒，原因是那块瓜田用了过量的农药。就连村子里老农在耕地时弄伤了手，用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土法止血——抓起一摞泥土抹在伤口上，结果严重感染，被送去医院急救。原本滋养人的土地早就没那么干净了，甚至可以要人的命。

土地怎么了？这让安金磊开始反思所谓“现代农业”带来的问题，开始思考到底工业化、城市化是不是我们需要走的路？几千年产生的农耕文化是不是已经过时？

 他几次上京，请教农科院的专家。实际上，当时国内还没有“无公害有机农业”的概念，研究者寥寥无几。原来寄希望于现代化技术的安金磊，开始转向学习中国传统的耕种方式。

 安金磊回到村子，向一些年长的老人打听，过去没有农药化肥，这地是怎么种的？老人们说，几十年前，田里是有虫子，但虫害却不多见，反倒是如今使用了农药，虫子越来越多，农药越来越毒；采用机井灌溉，地下水越挖越深；使用了化肥和转基因种子，产量是提高了，但粮食和蔬菜越来越没有味道……

农民们图省事，除草剂、农药一喷，化肥一撒，就围在一起打麻将，等着收庄稼。但他们可不肯给土地休息的时间，恨不得把房前屋后每一寸土地都种上“低投入高回报”的经济作物——产业化时代，商人压榨农民，农民们就只好压榨土地。

 “逆我者亡，顺我者昌，这是今天农民对待土地的态度。”安金磊说。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人类对待地球的态度呢？

 那时候，安金磊读庄子，读《齐民要术》、《本草纲目》，先贤的智慧让他从“道法自然”中获得了启示，那就是尊重、顺应自然规律。他认为，一个种田人不识稼穑、不知农时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

而在村民们看来，安金磊是个傻蛋、“犟种”：种地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完全摒弃了“现代化农业”的基本常识，甚至还在田里种杂草、养麻雀。他们却看着那方专为鸟儿们开辟的4亩稻谷地里上千只争食的精灵们笑着打趣：“全县的麻雀都来开会了”。

道法自然，仁济万物的躬行者

“有人说我不符合一个农民的身份，我觉得我为什么要符合一个农民的身份，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要符合自然的规律。”

2000年，安金磊承包了村子外40亩们没人肯要的荒地，开始了他的土地救赎计划，从脱毒到复耕，寒来暑往，十几度春秋。

安金磊对土地的痴迷与呵护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为了涵养地力，每年他给大地三个月的休耕期，放任野草疯长、小虫繁衍、鸟类栖息。他和妻子开辟4亩地种谷子，专门喂养麻雀；他每天检查土壤，经常闭上眼睛，听虫子唱歌，以此判断土地是否健康。他从来不带手机去地里，因为担心手机辐射会影响到田地里的植物和昆虫。如果有人要来拜访这片土地，他甚至会提前“给它们打个招呼”，以免打扰到它们。

而最初，为了让这片早已没有了活力的土地“死而复生”，安金磊用了中国自古有之的“多粪肥田”法（时髦说法是“有机耕种”）。他用鸡粪代替化肥，不使用转基因的种子，而是自己筛选培育；用翻耕和手拔代替除草剂（不过还要留一些以涵养水分）——40多亩地仅靠两人“人工”干下来可不是个轻松活，夫妻俩披星戴月，整日在田间劳作。别人问他累不累，他说，和土地在一起，我几乎什么心思都不动，心是不累的。

另一方面，在大家都在种整齐化一的单一作物时，安金磊家采用的是棉花和玉米、芝麻间作，而且每年给土地轮换着放3个月“大假”休养生息。“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安金磊看来，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生物越多样这个系统才能运转更稳定。农药杀的不止是害虫，它连带破坏了整片土地的生态链。如果土地里没有蚂蚁，草籽无法被集中储存，第二年可能就会出现草荒，土地的能量会因此失衡。不用农药，“害虫”虽然不死，但“害虫”的天敌也不会死，这是自然界相生相克的法则。

“麻雀做麻雀该做的，小草做小草该做的，青蛙做青蛙该做的，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

他们的仁心智慧与汗水，换来了作物更优的品质与并不低的产量。更可喜的是，几年生态复耕下来，安金磊的地里不但可以见到60多种昆虫，还可以见到燕子、老鹰、喜鹊等16种鸟儿，虫语蛙鸣再次成了田间地头最美妙的乐章。而土地，也重新变得松软细腻，散发出特有的清香。

2003年大旱。6月，夫妻俩给棉花地浇水时，忽然发现在棉花地南头，那片旧车辙形成的长条形低洼地里，几千只燕子在抢着喝周边地里渗过来的积水，满满当当地落了一大片！喝饱了的燕子仍不肯离开，有的蘸着水梳洗自己的羽毛，有的在浅水边兴奋地嬉戏。

这场景令他们永生难忘。

其家，其人，其心

走进那个满目爬山虎的院子，便是安金磊的家了，谈笑有鸿儒，往来有白丁。他话不多，跟村民交谈起来略显羞涩，与文人墨客谈天论地却辩才无碍。早在2001 年，就有13个清华大学博士去他的地里研习，之后去的还有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美国驻华农业参赞，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女作家等等。其他来取经的学者、农夫、向往田园生活的城市白领更是络绎不绝。

安金磊没有上过大学，他的知识全靠自学以及广泛的阅读涉猎，从儒释道经典到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濒临失衡的地球》，无所不有。在他的床头，就挂着一幅借笔太极图的《阴阳鱼》、一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书架醒目的位置则摆着一套《南怀瑾全集》。

安金磊相信，中国的土地、自然和中国固有的文化是结合在一起的，传统文化里的精神能更好地帮助人理解自己存在的意义和生活方式。因为不希望孩子接受“与自然脱节”的教育，他把孩子送到成都一所书院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接受“开化心智”的启蒙。他希望儿子将来还能回来种地，做一介农夫，一个比他更能通达自然的农夫。

谁能计算污染一滴水的代价？

看着大超市里应有尽有、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们享有着舒适便利的城市生活，但有哪位消费者想到过自己为此付出的代价呢？减少欲望。

他常年素食，他认为素食是最健康的，而且一个肉食者对自然的消耗是素食者的10倍。他常常告诉别人要吃应季、当地的食物以获得健康，节约能耗。“我平常菜里经常不放盐就生吃，也吃不多，我教育孩子吃饭喝水要想着天下还有众多的人和生灵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七分饱就够了。”

“钱在大自然里完全用不上。”现在做什么都讲效益，记者来采访他，也都避不开这个问题，以致后来安金磊都不想见媒体。他说，经济效益是最末节的东西。谁能计算出污染一滴水的代价？现在土壤一年一年在恢复，生态系统在好转，这其中的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计算，更重要的是，自然的田园给了人最健康的生活。

每年秋天，他会把一部分收获的健康粮食供养到柏林寺，一部分寄送给各地的朋友；冬天他和妻子要做大量的天然棉被套，分寄给各地有自然之心的朋友分享。

“我想世界上没有农业……我们所从事的农业应该是整体的部分，必须有河流、有荒坡、有森林，有鸟的栖息带，有人的感受，我们会听花香和鸟语，有社区的群居行为。我认为真正理想的生活是相对安定而自然的，而不总是盯着股票信号，心脏就跟心电图似的那种状态。我们要知道什么音乐是最好的，懂得放松自己，懂得生命。在这种和谐安静的环境里面冒出一个念头——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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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金磊，小概率事件？

在这片农药使用量居世界第二位的大地上，在这片重金属污染超过一半的大地上，安金磊很孤独。但他并不孤单，因为在江苏，在浙江，在四川，在安徽……一批土地救赎的先行者正在寻找答案，他们互不相识，却以神农尝百草般姿态做着同一件事。

2008 年，成都郫县安龙村两位农民的演讲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他们是王成和李芝兰，他们放弃农药和化肥，用“稻鸭共作”的方式种稻子，因为农药透过土壤污染了村民们世世代代饮用的河水。后来，我们知道了留河净百草园的高清蓉，发展家庭生态农业的李学友，那条已经成为成都市饮用水源之一的河流，已经有了一批批的守护者。

他们新近的一批大米快要种下了吧？秋天收获的时节，我们又可以闻到已经阔别多年的稻花清香，吃到香甜软糯的大米了。田野重获了希望。